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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中旬,我的独居女性展览上线。
开幕三天,观展人数破了分馆两年的纪录。
方可从北京打来电话:
“你火了!周馆长在群里说——这是我带过的人——后面跟了三个感叹号,他从来不用感叹号。”
顾淮之的电话是周五晚上打来的。
他的声音很哑。
“听眠,我看了你的展览报道,你采访里有一段话——独居最难的不是孤独,是发现两个人的时候也是一种孤独。
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我的。”
“顾淮之,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问这个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昨天去把婚礼场地退了,那个销售问我——新娘呢,我说——走了,我第一次把这两个字说出口。”
他的声音开始抖。
“你走的那天晚上问我——会不会背你的生日,我当时答不出来,我想起来的第一个日期还是七月十九号,我被这个日期困了六年,你走了我才发现——不是日期困住我,是我自己不肯出来。”
“你现在跟我说这些,是因为你需要我原谅你。但我没资格替你原谅。”
“我能去成都见你一面吗。”
“见了能怎样。”
“当面跟你说——对不起。”
“你在电话里说也一样。你说对不起。我说没关系。然后呢。你回去继续过日子。我继续做展览。”
他不说话了。
“顾淮之,分手不需要仪式,美术馆大展那天晚上,你在外面帮她打车的时候,我们之间就不需要再见了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
我用了三年多等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。
等到的时候,我已经不需要了。
周末方可飞来成都。坐在阳台上喝啤酒。
方可忽然说:“顾淮之前两天来找过我,问你在成都的地址,我说你配知道吗。
然后他说——他终于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走了,不是因为林幼晴,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你。
不是故意,是本能,六年养成的本能,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哭了,我认识他八年,第一次看他哭。”
方可放下啤酒罐看着我。
“我说——顾淮之,你现在哭,是因为你终于失去了一个不会让你哭的人,然后他问——她还会回来吗,我说不会了。因为她已经不需要你了,不是不爱你,是不需要,不需要比不爱更彻底。”
阳台上的风停了一瞬。
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啤酒罐。
铝罐上凝了一层水珠。
指尖有点冰。
八月。周馆长从北京打来电话。
馆里要做一本独立出版的展览图录,我的独居系列扩展版。
三万字,三个月,策展部主任的职位给我留着。
“条件随你开,你这三个月的展览数据,超过馆里过去两年所有重点展览的总和,北京没人做得过你。”
我考虑了三天。
打开电脑打了一行字:
“我接,十一月回北京。”
发送完心跳得很重,不是慌,是期待。
我决定回去,不是因为顾淮之。
不是因为任何人。
是因为那些女人说的那些话,值得被更多人听见。